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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传会:用心跟踪希望工程二十年

    缪克构

    题记:希望工程的创始人徐永光说:我一直认为,希望工程能够有广泛的影响,与传播的成功是分不开的,与黄传会的名字是分不开的。

    希望工程开始实施的那一年,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主任、作家黄传会便走进了太行山区采访,从此与希望工程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最初创作的三部与希望工程有关的长篇报告文学《托起明天的太阳——希望工程纪实》、《中国山村教师》、《中国贫困警示录》,到后来的《我的课桌在哪里——农民工子女调查》,再到最近出版的《为了那渴望的目光——希望工程20年记事》,黄传会为希望工程作了全程式的跟踪与全景式的记录。可以说,他的心几乎一天都没有离开过那些贫困的乡村;他的眼,几乎每一刻都在注视着那些渴望的目光;他的笔,几乎无时不在倾诉着关于命运、未来与希望的故事。

    发出最真实的声音”:踏访21个省(区)58个贫困县几百所乡村小学

    19903月,春雨迷蒙。黄传会走进了大别山南麓的红安县。解放40年了,贫困依然在揉拧着这里的乡亲们。因为穷,当地的许多孩子不得不辍学,有的甚至没上过一天学。

      走进另一个地处大别山的老区县——太湖县,大山皱褶中的一个个村子里,失学儿童的不幸遭遇再次猛烈地撞击着黄传会的心怀。

      一次次面对失学儿童渴望的目光,黄传会的心一次次地发颤,这也促使他一次次地深入底层。20世纪90年代初,黄传会一直在我国的贫困地区行走,从太行山、大别山到沂蒙山,从十万大山到黄土高原,他走访了21个省(区)的58个贫困县,几百所乡村小学。

    这些年,黄传会的采访本记了几十本,垒起来有半人高。他搭乘的各种交通工具(吉普车、拖拉机、马车、自行车)常常艰难地爬行在像蛇般蜿蜒陡峭的机耕道上,山路颠得人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似的。这还算是好的,很多山村还根本

    不通车,黄传会的鞋子不知走烂了多少双,白天走湿的鞋子,只好夜里对着火炉烤干。他把胸中翻腾的激情,化作笔下的反贫困三部曲”——《希望工程纪实》、《中国山村教师》、《中国贫困警示录》,这些用脚走出来、用心血凝聚而成的报告文学作品,在华夏大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给他来信来电要求捐款的读者不计其数。

    黄传会这些感人至深的作品,一次次获奖:庄重文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国报告文学奖”……。然而,他说:获奖不获奖并不重要,我期盼的是有更多的人关注这个问题,有更多的贫困孩子能改变命运。

    希望工程给了小山村一个契机,村民们称他们获得了第二次解放……使用了解放这个词,可见希望工程在村民们心目中的分量!黄传会对我说。

    黄传会一直认为,希望工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救助了多少失学儿童,而是要像一口警钟一样时时在敲响,引起我们的民众和政府对教育的关注。

    聚焦大眼睛姑娘”:300多万名贫困学生抹去泪痕重返校园

      心为孩子们的命运所系。这些年,黄传会一直在关注着那些希望工程受助生的成长轨迹,大眼睛姑娘苏明娟、希望工程资助的第一个孩子张胜利、受到肯德基曙光助学金资助的贫困大学生张珣,如今都成了他的朋友。黄传会告诉我说:张胜利、苏明娟和张珣,是希望工程资助的贫困学生的代表,300多万名贫困学生由于受到希望工程资助,抹去脸上的泪痕,重返校园。希望工程又让他们懂得感恩、充满激情,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

      据《建国50周年摄影在我们记忆中》调查显示,希望工程的大眼睛姑娘名列榜首,被认为是50年来最震撼人们心灵的一张照片。在为希望工程捐款的人中,有一半人并不一定知道希望工程的来龙去脉,但不知道大眼睛姑娘的人不多,不少人的捐款就是冲着大眼睛姑娘来的。

      黄传会说,大眼睛姑娘成为希望工程的标志性人物,从她那渴望的目光中,人们似乎听到数以百万计的失学儿童的心声。

      在黄传会的笔下,大眼睛姑娘的故事是如此令人动容——

    1990年底,还是北京崇文区文化馆一名摄影干事的解海龙,前往安徽金寨县张家湾村采访。在坐船过水库时,他第一次见到了坐在船尾的一个身上紧裹着一件旧花袄,又瘦又小、却长着一双大眼睛的小姑娘。上了岸,解海龙在一座旧寺庙的小学一年级教室里,又看见了坐在第二排的这个小姑娘。借着晨光,他摄

    下了姑娘那双忽闪着的、又黑又亮充满渴望着的眼睛。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把大眼睛姑娘作为宣传标识,几乎一夜之间,大眼睛姑娘”“遍了大江南北。不可思议的是,三年过去了,大眼睛姑娘早已蜚声海内外,可大眼睛姑娘苏明娟本人,却压根不知道有这一回事。

      1993年,金寨县热卖爱心券彩票,为当地募集教育经费,彩票上印着的正是大眼睛姑娘的照片。村里有人买回来,觉得大眼睛姑娘像小梅子(苏明娟的小名),父亲苏良友看了也觉得像,但事隔几年,苏明娟自己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了。相似的事情接下来一再发生:到乡卫生所看病,医生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报纸,指着上面的照片问,这不就是你吗?有人把报纸带到了学校,老师们也都觉得大眼睛姑娘就是苏明娟。为了有个证据,老师要苏明娟回家让妈妈找找有没有跟照片上一样的花格布小衣裳,妈妈果真从旧柜子里找到那件小花袄。老师们一比较,小花袄的样式和花纹与照片上的完全一样。大眼睛姑娘毫无疑问就是苏明娟了。

      又过了两年,中国青年报社举行45周年社庆,此时已是报社一名摄影记者的解海龙,邀请苏明娟来京参加社庆活动。火车进了北京站,一脸茫然的苏明娟一下车便吃了一惊,一位叔叔举着一米二见方的大眼睛姑娘照片来接她:忘记了吧,五年前就是我给你拍的这张照片。我叫解海龙!”

      三个月后,苏明娟又一次来到北京,在央视《正大综艺》节目中与解海龙一起讲述在希望中成长的故事。宝洁公司捐款20万元,将苏明娟的母校张家湾小学改建成一所希望小学。金寨县也沾了大眼睛姑娘的光,短短几年建起了60多所希望小学,1万多名贫困学生受到了资助。苏明娟受资助上了初中、高中,20029月考取了安徽大学职业学院金融专业,成了一名大学生,毕业后进入了安徽某银行工作。

    让黄传会感到欣慰的是,苏明娟进入大学之后就主动申请停止资助,希望把钱转给比她更需要的小弟弟小妹妹。现在,她依然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她曾经接受了上千次采访,每次都在宣传希望工程,呼吁更多的人奉献爱心!

    永远关注普通百姓: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作品掂着有重量摸着有温度

      

    无论是说希望工程选择了黄传会,还是说黄传会选择了希望工程,这既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黄传会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首任秘书长、希望工程的创始人和推动者徐永光,两人曾经同饮瓯江水,都是从温州走出来的。他们一个去海岛当兵,因为创作上的显著成绩,1977年被调到了海军政治部创作室当专业创作员;一个从1978年借调到团中央开始,两年一个台阶,1986年就担任了团中央的组织部长。

      1989年春节刚过,徐永光告诉黄传会:我准备改行了。徐永光说的改行,不是下海,而是筹办一个青少年发展基金会。19893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立,时任团中央常务书记刘延东任理事长,徐永光任秘书长。声势浩大、意义深远的希望工程至此拉开序幕。而黄传会也成了希望工程最早的宣传者之一。

      出生于普通工人家庭的黄传会,内心里始终有一种关注底层的情结;而军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得为改变贫困地区孩子的命运鼓与呼,与他的追求十分合拍。

      20年来,黄传会的足迹遍布我国的贫困地区,他为希望工程、为全国读者乃至国家的领导层提供了一份真实的国情报告。从百万爱心行动“1(家)+1助学行动,从“‘豆腐渣过程风波到马拉松式的青基会诉《壹周刊》诽谤希望工程案,从希望工程进城共同关注·希望工程圆梦行动,黄传会都作了详尽的跟踪写作,他的关于希望工程的每一部作品都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以致同行作家不得不感叹:希望工程让黄传会写遍了、写透了。

      20年过去了,黄传会跟踪希望工程的脚步并没有停住。接着,他将把目光投向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他说:近亿农民工进城,伴随而来的是跟随父母进城的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这不仅仅是一部分被忽视的弱势人群的读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它关系到社会的公平和公正、人口的质量和发展、法律的建设和完善。对于一个带领十三亿人民创建和谐社会的中国政府来说,解决这一问题,刻不容缓,也义不容辞。

      

    (注:作者为《文汇报》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文曾发表于2009311《贵阳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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