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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时宜的思想

    不合时宜的思想
    ——读林贤治《人间鲁迅》
     
     
     
    版权所有:阿啃1919 提交时间:2002-08-23 12:50:43
     
     
      读完林贤治厚厚两卷《人间鲁迅》,我深有感触,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林贤治弥漫在字里行间的温情,二是深刻感受到了鲁迅的不合时宜,无论在哪一个时代,像鲁迅这样的思想者,都注定是孤独的。
      林贤治在描述鲁迅的生活时,笔尖充满了温情,我想,只有真正理解鲁迅、热爱鲁迅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笔触。童年,江南小城,一个男孩的成长,百草园、三味书屋,一点点细小的欢乐,在林贤治笔下,都极其动人。文如其人这句话或者不完全准确,但是我们可以确认的就是,写作者的真诚与虚伪、高尚与卑微,在文字间确会不经意的流露。林贤治的描述当中,始终浸染着自己真实的情感。或许,这里也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之意。也就是说,林贤治或多或少,在描述当中加入了他自己的情感体验。我不是说林贤治在自比鲁迅,这一点内行人自然有评价。但是说到继承鲁迅的遗产,我倒觉得林贤治确实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人。现在所谓的文人学者,有的拜倒于金钱脚下,有的拜倒于权势门下,成为现代的御用文人,有的则挫身于象牙塔之内,逃避现实,不问世事,实在令人无话可说。或许我们一直缺少这样一个独立的、批判的知识分子的传统,我们的传统是依附权贵。所谓学而优则仕么。不过只要从历史、现实两个角度来看,鲁迅所痛恨的一切,几十年过去了,哪里有什么改变?高尔基说的,评价一个政府反动与否,只要看他是否镇压学生运动。于是鲁迅的痛切、绝望、彷徨,以及更重要的,对祖国、人民的热爱,在书中一一呈现,击中读者的心灵。
      在书中,爱情也是一块重要内容。许广平与鲁迅,师与生,狂热与克制,甜蜜与忧伤,多是种种错综的纠葛,林贤治为我们展示了这场伟大的爱情。初期鲁迅的犹豫、许广平的热烈,两情相悦的美妙,以及海婴出生后,许广平的牺牲。在表达细微的情感时,林贤治恰如其分,包括鲁迅到上海后的些许失望,原因在于许广平后来跟不上鲁迅了,她不再能够理解先生,她被日常琐事包围。鲁迅内心愧疚与失望纠缠的情感,委婉动人。这甚至是像一句谶语,鲁迅自己就写过这样的文章《娜拉走了以后怎么办》,这个现实的问题恰恰应验在他们自己身上。
      至情至性的文字只能出于热爱。在面对鲁迅时,我们的障碍很多,无意的误解,有意的曲解,构成还原“人间鲁迅”的巨大障碍。于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喊叫继承鲁迅,可恰恰与鲁迅的所思背道而驰!只能出于深有同感,作者描述鲁迅的痛苦时,才那么投入,那么悲怆!五四时期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到蒋介石时期,就变成了帮忙或者帮闲,仅仅能够以“家事之累”来开脱吗?“两间余一卒,荷蕺独彷徨”,是一个事实,但里面包含了多少难以言述的沉痛呀。然而鲁迅身上可贵的还有坚韧,如怨鬼“女吊”般执着。“一个都不宽恕”的话说的那么毅然决然,似乎有刻骨仇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呀。而这个恨,恰恰植根于对民族,对同胞的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帕斯捷尔纳克,他宁愿放弃领奖,也不远离开自己的祖国。这可以与鲁迅相比较。鲁迅病重,大家请他出国休养治病,或者去德国,或者去日本,日本方面的友人甚至准备好了一切,但鲁迅最终不愿离开自己的国家,因为他的根在这里,他作为一个思想者,作为一个战士,无法离开他所挂怀的一切。
      《不合时宜的思想》是高尔基的一本书名。我看,不合时宜仅仅是一种外部表现,根源在于内在的信念。鲁迅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按照西方的说法,知识分子是时代的良心,殷海光则说知识分子是时代的眼睛,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鲁迅都是当之无愧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正如对自由的追求,鲁迅从来不停留在口头的言说,而是以整个生命在进行实践,进行斗争。直到他去世,国民党对他的通缉令还没有被解除,他的葬礼上同样布满了便衣。他自觉的站在权势的对面,自认是一个老奴隶,于是他再三呼喊,只是为了后代,能够有更好的生活,“为我们所未曾经历过的”,不再被奴役的生活。是的,自由不是统治者的施舍,需要靠自己的争取,裴多菲“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深深的激励过年轻时代的鲁迅。但问题在于,坦坦荡荡的拥有自由,拥有自己生而为人的尊严,也需要启蒙,因为长久以来,我们在专制之下,早已成为奴隶、甚至奴才。这个思想多年以后在王小波那里得到了回响,王小波说“中国是个官本位国家,老百姓见了官,腿肚子就会筛起糠来,底气不足,有民主权利,也不敢享受。对于绝大多数平头百姓来说,情况还是这样”。在“立人”的思想上,深邃的鲁迅走的太远了,以至于饱受专制毒害的人们难以跟上,于是,他只能是一个孤独的“过客”。
      跟左联的关系是最错综复杂的了。林贤治的这一章的标题叫做《横站的士兵》。这是鲁迅给友人的一封信里提到的。他既要防备前面敌阵里的刺刀长矛,又要提防自己阵营里的暗箭,所以只好“横站”。这里指两个人,一个是周扬,一个是郭沫若。我想到“不合时宜”这四个字,觉得恰成对比的就是周、郭两人的“合时宜”。作为一个知识者,人品和人格无疑是最重要的。周扬在“左联”时期对鲁迅表里不一阴险的行为,鼓动徐懋庸抨击鲁迅,事后又矢口否认,所以“革命的工头”,鲁迅说的犀利之极。再看建国以后,又俨然以文坛领导者身份出现,他在胡风事件的表现如出一辙,胡风出狱后,他对胡风说“你受苦了,我也受苦了”,轻而易举的推脱了自己的罪责。真可谓是“政坛不倒翁”!
      郭沫若也差不多,他把鲁迅大成双重反革命,但是在1961年的《鲁迅诗稿序》里,又对鲁迅高度评价,说他无心做诗人而所作每臻绝唱,无心做书家而自成风格。郭沫若的确文采照人,他也很聪明,他一句也没讲到知识者的人格,最重要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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