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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史诗性的文学作品——评《燃烧的铁血旗——辛亥武昌首义纪实》

来源:梁长森   发布时间:2011年10月11日  浏览次数:25041

    季宇同志的《燃烧的铁血旗——辛亥武昌首义纪实》(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以武昌首义为中心,全景式地展现了辛亥革命这一伟大事件,成功地塑造了孙中山、黄兴、黎元洪、袁世凯等众多叱咤风云人物的形象,再现了战斗在第一线的各界人民,讴歌了他们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和对革命做出的伟大贡献。作家又根据丰富的史料,站在时代的高度,审视这段历史,自然而然地引出了辛亥革命兴起的原因、推翻帝制的伟大意义和失败的教训,既是对那段历史的生动再现,又是对那段历史的深刻总结。可以说,该书气势恢宏,文笔传神,人物形象鲜明,思想深刻,颇具史诗性,称之为史诗性的作品也不为过誉吧!
                                                           一
    该书视野开阔,气势恢宏。作家放眼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内国际形势,把作品构筑在广阔的历史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一幕波澜壮阔的活剧。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瓜分中国;满清王朝专制黑暗,腐败无能,丧权辱国,民不聊生,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痛恨,社会各界各阶层开始奋起反抗,开展了推翻清王朝的斗争,暴动起义,风起云涌,烈火四处燃烧。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声势浩大的武昌辛亥革命首义的大旗高高举起了。
    辛亥革命首义为什么会发生在武昌,作家根据史料写得有理有据。武汉地处长江两岸,近代军事和工业的发展在全国有领先的优势,导致新思想在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在新军中迅速传播;湖北革命的优良传统和革命党人的宣传组织工作基础深厚,参加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士兵达五千人,同情和支持革命的则人数更多,这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在这种形势下,文学社的和共进社的领导人为了推翻清王朝的共同目标,就经过连续多次的会晤、协商,很快联合起来了,统一在同盟会的领导之下,并迅速建立起了起义指挥部,推举了领导人,决定了起义日期。
    起义前夕,因汉口宝善里14号(指挥部)发生意外爆炸,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等被捕,他们受尽了酷刑,但仍坚贞不屈,喊出了“宁可杀头,决不低头”的口号,表现了为革命献身的勇气和精神,史称辛亥三烈士。起义者的名册被官府抄去,更多的革命者面临被捕被杀的危险。与其坐着等死,不如造反而死,熊秉坤决定立即举事。首义第一枪打响后,义军如汹涌的潮水,很快冲垮了清军的防线,占领了楚望台,掌握了军械库。后义军在务实持重的临时总指挥吴兆麟的指挥下,奋勇进击,一举拿下了督署,武昌 落入革命军手中。这是一个震惊中外的伟大胜利。
    该书是纪实性的文学作品,轰轰烈烈的武昌首义完全是以史实说话的;不仅如此,整部书也都是以史实说话的。作家大量采用当事人、亲历者的回忆、日记、书稿,以及当时的报纸、官方文件、电报和外国有关人士的活动等的记载,以文学的手法,铺排、勾连,有机地组合起来、生发开来,既显得事事有根据,又显得视野开阔,气势恢宏,文采斐然,活现了辛亥革命轰轰轰烈烈、丰富多彩的历史,成就了一部荡气回肠的史诗性作品。
    列夫•托尔斯泰说:“一个人只有他每次蘸墨水时都在墨水瓶里留下自己的血肉,才应该进行写作。”关于辛亥革命的史料可以堆成一座山,作家阅读、研究、筛选、构思,是花了多年的时间和心血的;他被这些史料中的人和事所感染,所震动,或喜悦,或痛苦,或热爱,或憎恨,便不能不倾吐了,于是诚挚的心音自然地溢于笔端了,多年的心血凝成了一部使我们产生情感强烈共鸣的史诗性作品——《燃烧的铁血旗——辛亥武昌首义纪实》。在当下浮躁情绪甚浓的情势下,作家能够耐得住寂寞,潜心阅读、研究、创作,不能不令人感动和敬佩,这种执著于文学的精神值得作家们学习和发扬。
                                                       二
    高尔基说:“我并不是要强迫文学担负‘地方志’和人种学的任务,然而文学到底是要为认识生活这个事业服务的,它是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历史。”而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历史是由人的思想、情感、性格,人的活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交织在一起形成和体现出来的,所以能不能写好人,便成了文学的主要任务,也是文学作品成功与否的首要标志。季宇同志深谙文学创作的规律和任务,把主要精力用在写人上,让人物的活动构成事件、推动情节的发展,使其活现在我们面前。
    季宇同志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这里不准备展开论述,只重点谈谈他塑造人物形象的两个最显著的特点:1、让人物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地站出来,显得非常自然;2、历史地、辩证地、客观地评价人物的功过是非,既不全盘肯定,也不全盘否定,而是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下面就谈谈作家对几个人物形象的塑造。
    黎元洪:武昌首义胜利后,谁来担任新政府的领导职务?从义军方面说,原定的领导人蒋翊武、孙武和刘公都不在武昌,刘复基又牺牲了;担任总指挥的吴兆麟只是一个连长,想叫那些资历深、军阶高的人服从他的指挥并非易事,所以他坚辞临时总指挥的职务,更不用说担任新政府的领导了;革命党内部派系较多,谁出任新政府的都督都有可能引发矛盾冲突,与其如此,倒不如推一个不相干的但担任高级军官的黎元洪出来,反倒可以维持平衡,相安一时。就这样,一个本来不是革命派的人被推举成了革命的领袖。这是客观情势所决定的。
    再从黎元洪本身来说,也具备了较好的主观条件。他进过军事院校,又多次出国学习、考察,属于有文化的新派军人,且担任着新军21协协统的职务。他又具有如下优点:一是能做实事;二是比较廉洁;三是能与下级打成一片;四是对待革命党人一向采取同情、宽容的态度,因此赢得了革命党人的好感。在这种主客观情势下,他被推上了领导岗位。而他的出山,也确实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士气,革命队伍迅速扩充,革命力量进一步壮大。但这个人物也有其较严重的弱点,即稳健有余,魄力不足,常常患得患失,优柔寡断,这也为此后的义军失败埋下了隐患。作家对这个人物的出山、个性特点、功过是分的描述、分析评价是客观的、辩证的,令人信服的。
    袁世凯:武昌首义成功,清廷派军队讨伐,但前线情况异常糟糕:荫昌统辖的各部队几乎没能展开有效的进攻,张彪残部不堪一击,从河南来的部队又向义军投降,而第一军主力部队则观望不前。清廷高层意识到,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改变局面,这个人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何许人也?他出生河南一个门第煊赫的家族,在张謇的推荐下,他担任了镇压朝鲜内乱的先锋,立了功,被升为同知;后又帮朝鲜镇压了受日本支持的东学党的叛乱,体现了临危不惧、果断行动的应变胆识和才能。从此,袁声名大振,在军、政和外交界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角儿”。此后,他的野心、权谋、狡诈也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诡秘莫测。一是攀附权贵,见风使舵:先是抱李鸿章的大腿,后见李有失势的苗头,又大放李的坏水;二是抓军权,培植自己的实力:在小站编练北洋新军,善施小恩小惠,笼络部下,网罗了心腹大将段祺瑞、冯国璋和大批党羽,形成了很有军事实力的北洋集团,为以后篡夺政权打下了基础;三是表面装进步,暗地玩阴谋:一方面靠近维新派,取得光绪皇帝的信任,一方面又把赌注下到了慈禧太后一边,暗中告密,遂有了六君子之难、光绪被囚,他自己则当上了北洋总督。光绪、慈禧死后,不少王公大臣主张杀他,在张之洞等大臣的建议下,得以“回籍养病”,保住了性命。在清军讨伐武昌起义无果的情况下,清廷高层自然想到了他这个在军政界久经历练、有实力、有影响的人物,被委以钦差大臣、全权统率指挥军队的大权也就顺理成章了。袁世凯出山后,野心更大了,阴谋更深了,手腕玩得更巧妙了。他想坐的是中国第一把交椅,为达此目的,他对义军延缓进攻的步伐,又打又拉;对清廷连表忠诚,又不断报告紧急军情,增加清廷的危机感,动摇其镇压义军的信心,以便于最后把清廷连根拔起。由于他的纵横捭阖和全国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他的阴谋野心得逞了:清帝宣布退位,革命派妥协,他全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变色龙,非常危险的人物。但作家对此人也没有全盘否定:在朝鲜的12年,对维护国家的利益是有功的;利用革命力量压迫清廷,逼迫皇帝退位,加速了清朝的灭亡,减少了生灵涂炭,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袁有奸的一面,也有雄的一面,可以称之为奸雄吧。作家对他的描述和评价是客观的,刻画和见解是深刻的。
    黄兴:在武昌义军失去刘家庙、汉口,遭到重大挫折的时候,黄兴来到了武昌,给义军带来了希望,也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显然,他的到来恰逢其时。
黄兴是辛亥革命时期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当时人们把他与孙中山并称为“孙黄”。他青年时就接受了欧美民主主义思想,下决心从事排满革命,是华兴会的创建者,后在日本与孙中山一起将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合并起来,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是该会的领导人之一。后在国内多次领导起义,成了赫赫有名的反清英雄,在革命党人中享有崇高威望。在汉阳告急的情况下,他来到了武昌,被推为战时总司令。他是一个以大局为重的人,从不计较名利、地位,他在武昌忙于军事工作时,上海方面曾邀请他到上海担负领导全国革命的重担,他坚辞不就,更显出他对权力淡薄、处处谦让、光明磊落的胸怀;反攻汉口失利后,遭到了各方面的批评和嘲笑,他仍然态度雍容,意志坚定,显示了一个革命领袖的气度;他从不把失败归罪于人、成功引为己有,而是引咎自责,广州起义失败他是这个态度,这次反攻汉口失利仍然如此,他的高尚人格和宽大胸襟,博得了同志们的敬仰。实际上,反攻汉口的失败,汉阳的失守,在于革命阵营内部有派系斗争,官长不服从命令,军队素质差,武器装备也差。如果领导层内部能团结一致,服从统一指挥,士兵是有勇气和能力夺取胜利的。当然黄兴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缺点,就是没有从革命阵营的实际出发,决定太主观,步子太急了。作家对这个人物肯定赞扬得多,只有少许的批评,这也是符合黄兴这个人的实际的,我相信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孙中山:在南北和议复会,正在议论国体,一切都在袁世凯既定的轨道上运行时,孙中山突然回国了,把袁世凯的如意算盘一下子全打乱了。
    孙中山13岁时去了檀香山,就读于教会学校,接受了西方教育,学到了许多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学说,对他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形成起到了一定作用。他本可以做一个名医,但他立志从事革命救国。光绪二十年,上书李鸿章,提出变法图强,但石沉大海。几个月后,他在檀香山创立了兴中会,明确提出反清宗旨,并于第二年发动了广州武装起义,这说明孙中山是一个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革命先行者。1905年,他联合各路反清力量,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之后又形成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使资产阶级革命进入了新阶段。他是一位实干家和鼓动家,更是一个思想家。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用思想唤起了民众,首次提出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他被尊为精神导师、共和之父,是当之无愧的。1911年12月29日,他被推举为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但孙中山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也表现出了妥协性,把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了袁世凯。作家根据史料分析认为,孙中山这样做有以下原因:1、革命阵营内鱼龙混杂,革命初胜后更呈现出争权夺利的派系斗争,甚至相互残杀,立宪派、旧官僚也兴风作浪;2、袁世凯长期身居要职,是清末民初政界军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清廷信任他依赖他,外国势力也看好他、全力支持他,却不支持孙中山;3、新政权面临政治、外交和财政上的全面窘境,加上孙中山手中并没有多少军事实力,被迫中止北伐;4、革命阵营的头面人物一片妥协声,认为“利用袁世凯推翻清廷,可以不战而胜”,有利于国家民族,孙中山接受了这个意见,愿意让出总统,并认为把总统的帽子戴在袁世凯头上,袁就要拥护民国,接受革命的宗旨,这就等于给袁套上了“金钢箍”,使他不能随便作怪。这是很不切合实际的,也是幼稚可笑的。作家评论说,孙中山的让位是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不计个人得失,其出发点是令人敬佩的;但作为革命领袖放弃革命领导权致革命半途而废,这毕竟是一个大错误。孙中山的这个错误,既有诸多客观原因,也显示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软弱性、妥协性和不彻底性。
    作家还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正是这些为首的人物和革命战士、全国人民及各界人士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通过错综复杂的斗争、拉锯式的谈判,把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推翻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在世界上诞生了。这是一个划时代的革命,这是一个伟大的里程碑。但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摘走了,这给我们留下了不少教训。
                                                      三
    我在访问著名作家鲁彦周时,他曾多次对我说过:“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思想家。”是的,思想性不强的作品是乏力的,是不耐读的。我读《燃烧的铁血旗——辛亥武昌首义纪实》时,不仅觉得有味而且更有劲,即它的巨大的深沉的震撼力。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想这主要源于作品中所含的深刻思想,即作者站在时代的高度,对辛亥革命的史料阅读、梳理、反思,在对人物的塑造和事件的描述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令人深思和铭记的见解。就拿辛亥革命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来说吧。
    1、革命党人缺乏明确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缺乏坚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没有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只是暂时地打到了皇权帝制,并没有彻底铲除封建专制和帝国主义的势力,这给以后的中国留下了隐患,也给以后的革命者留下了需要努力完成的任务。
    2、革命领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革命者手中,绝对不能放弃或转让。孙中山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和客观困难,主观上也认为可以用总统的名义换取袁世凯接受革命的宗旨,便委屈求全地让出了领导权,想利用袁世凯结果反被袁世凯利用,使辛亥革命半途而废。
    3、必须建立一个坚强团结的领导班子,才能带领革命者步调一致去争取胜利。辛亥革命只有几个著名的领导人,却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而辛亥革命获得初步胜利后,各派系又忙着争权夺利,内讧不断,四分五裂,革命怎能继续前进、取得彻底胜利!
    4、必须建立一支在统一领导下能步调一致为共同革命目标而战斗的军队。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主力是旧军队中的一部分新军士兵,各省的义军也是分属各个派系,既无统一领导,又无统一的步调,虽战士英勇作战,但最终首义的领导权交给了不是革命派的黎元洪;后来孙中山北伐,手中并没有多少实力,各路北伐军也不听命于他,北伐不得不被迫中止。
    5、必须从实际出发,制定革命的纲领和战略战术,既胸怀大目标,又脚踏实地地战斗,才能一步一步前进并取得最后胜利。从当时的情况看,中国还是一个以农村、农民、农业为主的国家,无产阶级尚未登上政治舞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势力还很强大,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尚处弱小阶段,且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暂时的妥协是必然的,这是历史的局限。但如果革命领导者能认清这一形势,有一个明确的革命纲领、分步实施的任务目标,深入发动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逐步建立起一支在革命党统一领导和指挥下的军队,一步一步前进,那就有可能取得节节胜利直至达到革命的最高目标。
    正是由于这些诸多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辛亥革命的结果只能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是革命先行者的号召,也是宝贵的教训。20世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更加伟大的革命来临了!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行进中,曾吸取、运用过辛亥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收到了有益的效果;今天读《燃烧的铁血旗——辛亥武昌首义纪实》,重温辛亥革命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以史为鉴,建设文明、富强、和谐的社会主义中国仍很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让我们努力前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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