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大思精 诚朴雄伟

体大思精  诚朴雄伟

――钱穆先生《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读后

 

南京大学历史系  成祖明

 

      还是读研的时候，业师徐兴无教授讲课时，每每征引钱穆先生语，对先生尊崇备至，又张伯伟师称读先生著作如读孔子书，遂高山仰止，每见先生书于市，虽囊中羞涩，仍竭力购之。近日喜见先生之《中国思想史论丛》，爱不释手，遂购之，读后有感。

      先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初九（7月30日）生于江苏无锡农村，家境贫寒，但世续书香，原名恩，字宾四，后改名穆。先生幼年丧父，中学毕业即开始谋生，自1912年始，在乡村任小学教师，自1922年始，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中学任教。1930年，由顾颉刚先生推荐，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从此跻身学术界，并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抗战中，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成都齐鲁大学、四川大学等大学任教，通过课堂和其著述，激发广大学生爱国热情，抗日救国。1949年后先生移居香港创建新亚书院，使之成为绍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镇，培育了许多人才，造就了新亚精神。

      1963年10月17日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新亚并入中文大学，1965年先生正式卸任新亚院长，1967年迁居台北，继续从事传统文化的研究。1990年8月30日，先生因心力衰竭，于台北市杭州南路寓所逝世，享年九十六岁。

      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其中代表著作有《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中国近三百年学史》、《史记地名考》、《宋明理学概论》、《朱子新学案》、《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等书。

      诚如先生所言：“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榘，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责。”[①]，先生虽未受高等教育，一生矢志进学，以先儒自砺，以国家民族为己任，终以名家，因其著作等身，横扫千钧，发扬绍述，遂奠定了其在中国学术史上一代国学大师和“儒宗”的地位。

 

二

      蒙文通先生读了先生之《先秦诸子系年》初稿后评价道：“君书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前辈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②]先生为学实难望其涯，惟蒙先生一语“体大思精”最精当，然此乃指一书一文而言，犹不足；就先生一生学术而言犹可加“诚朴雄伟”，即可用“体大思精，诚朴雄伟”来评价。

      体大者，指文体立意谋篇及规模宏大，巨著皇皇；思精者，指文章著述内容而言思维周密，思想精深。而诚朴者，指其学风朴实、严谨、精进；雄伟则不但指其著述规模宏大，且指先生整个学术建构的雄伟磅礴。而先生之《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最集中地体现其“体大思精，诚朴雄伟”的特点。《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内容涉及经、史、子、集，时间上纵跨了上下几千年中国学术思想的变迁与建构。全书共八卷，第一卷是上古，第二卷是先秦，第三是两汉魏晋南北朝，第四卷是隋唐五代，第五卷是两宋，第六七八卷是元明清三代。这部丛书汇集了先生一生的散见论文，是六十年来主要学术论文的汇总。每集每编所收诸篇，先生都亲自阅读，小作改订，大体保持论文的原貌，倾注了很大的精力和心血。因此读其书最能窥见其一生“体大思精，诚朴宏伟”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与规模。

如先生所云：“犹忆见北京大学招生广告，须先读章学诚《文史通义》，余即觅其书读之，至形梦寐间，登一楼，满室皆章氏书，并有未刊本。及余任教北京大学，果得章氏未刊文近二十篇，其梦之验，则已逾二十年矣。”[③]并对“章学诚之‘言公’和‘谢名’的深旨，低回往复，不能自已”[④]。可见章氏之学术对先生影响之深。先生为学最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其所有立论皆在文献与实证的基础之上，从不发空论，此其诚朴之学风，始终如一。这在第一卷，《中国古代北方家作物考》、《中国古代山居考》二文反映最典型。就当时学者对四大文明区域之文明，之农业“群认为皆因河流灌溉之便利而引起。因此中国古代北方之黄河，遂若埃及之尼逻河，巴比伦之两河，印度之印度河与恒河，在世界人类最早农业文明之产生，有其相似之地位”[⑤]，这种似是而非的结论，两文通过拨茧抽丝梳理文献，在大量的文献事实以及文字学上的论证后，得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中国农业，中国文明并非起源黄河流域的平原地区，而是起源于山耕农业和山地高原地区，“其事决不当与古埃及巴比伦印度三区相提并论之端”。先生之独立思精，诚朴恢宏的学术精神和规模可见一斑。

被日本京都学派的奉为圭臬的谷川道雄先生一生的精力都在六朝，不久前曾来南大讲学，其引证《三国志・夏侯玄传》夏侯玄与司马氏的一段关于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制度的对话：夫孝行著於家门，岂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称於九族，岂不达於为政乎？义断行於乡党，岂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类，取於中正，虽不处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则所任之流，亦涣然明别矣。进而展开论述，指出六朝门阀制度的历史合理性，并指出因之而带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中国历史由“神”为主题转向到了以“人”为主题，人的道德性融化于制度的保障中，并作为今天日本社会及中国社会道德问题参考。论述相当精彩，使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然观先生之《论丛》第三卷《略论魏南北朝学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世乱相乘，河清难俟，但不能谓一切人生价因此不存。彼辈之对人生，实有另一番新看法与一番新评价。今人论此一时代之门第，大都只看在其政治上之特种优势，与经济上之特种凭藉，而未能注意及于当时门中人生活实况，及内心想像。因此所见浅薄，无以抉发此一时代之共同精神所在。今所谓门中人者亦只上父兄，下有子弟，为此门第之赖以维系而久在者，则必在上有贤父兄，下有贤子弟。若此者俱无，政治上之权势，经济上之丰盈，岂可支持此门几百年而不敝不败？[⑥]此可见先生与四十年前实已发之，最后又指出：“魏晋南北朝时代一切学术文化，其相互间种种复杂之关系，实当就当时门第背景为中心而贯串说，始可获得其实与真相”；“魏晋南北朝时代之门第，当为研究中社国史与文化史以及中国家庭制度者必须注意，亦自可不待言而知” [⑦]。先生此历述门阀制度之源流，征引详博，精思明辨，气势磅礴而又行文质朴，为研究六朝学术文化者必读之文，体例上已是典范之作。而先生治思想史，其思想的思辨能力亦往往令人叹为观止，又因其建基于扎实的文献学基础之上，故又无懈可击。在南京大学相传莫砺锋教授早年欲做朱子研究而被程千帆先生劝止，因为程千帆先生认为先生之《朱子新学案》出，其后人已很难超越，亦此可见先生思想之精深。而今《朱子新学案》是所有治中国思想者必读之书，而本丛书第五卷收入两宋之学术思想论文皆在抗战中期之后，《先秦诸系年》和《国学大纲》完成之后，《朱子新学案》前，是先生学术思想臻于极至之作，亦是读《朱子新学案》的重要参考，从中也可见先生思想演变之轨迹。而第六卷收入之文乃先生欲为《朱子研沈》之书未成，而把相关篇籍收入此卷中，是先生研究朱子思想的重要文献。而第七卷以《明初朱子学流衍考》开篇，进而逐一展开对阳明心学及流变展开研究，有明一代学术源流一览无余矣。先生曾撰《清儒学案》一书，且谓“最自惬意”“所花精力为尤多”，然原稿沉没长江，实为莫大憾事。幸有《清儒学案序》刊存，收入《论丛》第八卷中，而此卷对有清一代学术思想的论述亦可补《学案》之缺矣。

     在南大师长常谓治汉学者，必从清儒入门，治宋明学者必明有汉一代之学术，吾学汉代经学受此教导之惠自不待言。然真正对吾受益之最大者，是受敝师推崇先生之影响，读先生之书，如秦汉一史论者多矣，唯先生秦汉之论“实多并世学者所未及”[⑧]能发前人之未发，见前人之未见，可谓开愚启智，使吾辈稍窃汉学之门径，。当下学问及师道承传，不受意识形态、主义之影响可谓少矣，唯先生生于主义横行之世，坚持传统治学之道一生不殆，兢兢业业，独立精思，实事求是，诚朴建构，最后终成“雄伟”之业，同时代少有企及者。故吾认为吾辈学子欲治中国学问者，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