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文本的细读

                    ──读刘锋杰的《想像张爱玲》

                                                                                                   作者：李先国  发布时间：2004-12-25

      文学界一片歌舞升平的祥和气氛，因而批评界就更和睦相处了，大家认为只要循着大师的脚印走下去，必定会成为达到批评的通途的。殊不知，历史的篇章中永远没有那些在大师脚印中的印子的地位，于是，有些学者发现了大师脚印错落了那条批评的大径，要指出来，非但要有不凡的胆识，还必须有满腹的经纶。于是，今天我们读到了刘锋杰的《想象张爱玲》。
     刘锋杰运用的是文本细读的方式，“细读”是20世纪英美新批评中的重要概念，是新批评派从事文学批评实践拿手的批评方法。所谓细读，是新批评家将文本封闭孤悬，在对文本进行多重回溯性阅读的基础上，象榨柠檬汁那样重点对文本语词的意义进行挤榨，尽可能把语词的每一点滴意义都挤压出来。[1]132 然而他的细读超越了新批评，例如，柯灵评张，最为动人的一段，当是他在上海沦陷时期心系张爱玲的荣辱，担心张爱玲被敌伪利用。这既是民族大义的准确体现，又是朋友之情的自然流露。此段评述一出，立即成为后人评张时不断引用的著名论点之一。可是刘锋杰发现柯灵的评述其实运用了典型的“春秋笔法”：从表面看去，这是关心张爱玲，关心得合情合理。可是将张爱玲与“滞留隐居”上海而做着“抢救祖国典籍”工作的郑振铎等人相比，却非闲闲一笔，它实在是含有深意地将张爱玲推向尴尬境地，或者径说，推上了时代的被告席：她缺乏此批文坛耆宿所具有的清醒的民族意识。这样，张爱玲就在柯灵的不评之评中失去了民族道义上的纯洁与高尚。再如对柯灵的“安放不下”论和“偶然出现”论，一般人如我，总觉得柯灵是站在同情作家的立场，刘锋杰却读出了柯灵身上意识形态的幽灵，并通过对张爱玲作品本身的艺术技巧和其创作在文学史上代表的转型的意义来加以说明，没有对张氏作品和批评文本的精细阅读是做不到如此的探幽抉微的，而如果不对文学批评抱着真诚的信仰，那也是无法拨开这种批评的迷雾的，因为柯灵的批评显然已经偏离审美研究的有效途径。
      刘锋杰在《想像张爱玲》中，运用细读方法的建立的不是琐碎的思想火花，而是系统的体系建构，实际上建构的是一个张爱玲接受小史。
     刘锋杰对于张爱玲的注意，时间要推回到1996年初，那时，他的初衷是写一本《张爱玲小说艺术论》，在准备写作的过程中，他大量接触别人的评论文章，竟然引起了他的极大不满足，于是他转向了60余年来张爱玲的接受史研究。这样一来，他的批评研究对象倒是变得更复杂了，不仅包括研究张爱玲作品本身，还要研究60余年来有关张爱玲的阅读与接受的大量文本。而要对60余年来的张爱玲研究进行批评，需要选准一个角度，才有可能为要求富含理性成分的文学批评创造一个清晰的研究成果。刘锋杰选取了张爱玲接受史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批评文本来作为自己的研究标本。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是张爱玲接受史上的第一篇系统论文，尽管其对张爱玲的创作个性与文学史意义不一般，但未必透彻，所以不能不加重新评说；胡兰成曾经是生活中最接近张爱玲的批评家，其言说具有别人难以企及的优势；夏志清第一个将张爱玲放入中国现代小说史；唐文标为编辑《张爱玲研究资料大全》穷毕生之力；柯灵的《遥寄张爱玲》是中国大陆“解冻”张爱玲的信号；陈思和的“民间”概念和孟悦的“现代性”概念都代表着张爱玲的研究的新角度。在《想象张爱玲》一书中，刘锋杰选取这七人作为他文本细读的纲领，达到了“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所以，粗看《想像张爱玲》只是解读了七个个案，类似于学案史，实际上不只七人。对七人的解读单独成章，行文中又前后勾连，相互比较与阐发，从而形成了张爱玲接受史的大致风貌。如在对胡兰成《评张爱玲》的解读中，为了充分展现这个特殊人物在张爱玲接受史上的特殊性，刘锋杰涉及到现代女作家潘柳黛、当代研究者余斌、万燕对胡兰成的评价。在对张爱玲的精神境界问题研究上，刘锋杰认为胡评道出了张的精神境界的两重性，并道出了张与基督精神的本质联系，胡评也引出了张爱玲的“自私”话题。对胡评的这一功绩性的评价，刘锋杰又是从检视傅雷、柯灵、陈思和、王安忆、夏志清等人的研究开始的。这样一来，虽然围绕着的是胡兰成一个人的评张，构筑起来的却是一个张爱玲世界之网。在其他篇章中，没有被设立专章加以论述的钱理群、邵迎建、水晶、李欧梵、谭惟诚、谭正璧、王祯和、白先勇、赵园、严家炎、杨义等人的评张，都是他随手引用的材料，可见他是从整个接受史的大背景上来讨论他所选中的批评对象的。
     文学作为人学是人性的表现，批评家通过文本细读最终还是指向对人性的探讨与分析。有些追随新批评方法的人，对文本的分析确实相当精细、科学，可惜找不到对人的充分理解，批评想像变得机械、琐碎，这一点也许正是造成新批评派式微的深层原因。《想象张爱玲》的细读不同于以往的新批评方法的运用者的地方还在于，著者对于人予以特别关注，是从人性的角度解读张爱玲的接受史的。
     “文学本是对人的关怀的产物，是作家表现人的关怀的重要领域。” [2]9-14从人的关怀出发，对于在《想象张爱玲》一书中涉及的批评家，是否从人的角度、从人性出发来解读张爱玲，成为刘锋杰的一把标尺。在刘锋杰看来，傅雷之所以误读了张爱玲的创作个性与文学转型的意义，在于他不能像李健吾那样，宽容地接受他人的人性存在。唐文标道德批评的经验教训在于：不了解人性，所以不了解文学。理解张爱玲，也要从人性出发。意识形态的阻隔，破坏了柯灵评张时某些极具启发意义的评价。陈思和的“民间”概念，表面上区分了庙堂、广场、民间三种写作立场，但其三位一体的内核现实战斗精神，却难以与张爱玲的作品的人性内涵对卯接榫。孟悦从经济的与时代的角度来研究张爱玲的现代性，虽然找到了一条解读张爱玲的新通道，但未必能开启她个人的精神之门。而对张爱玲的尊重、理解甚至与爱，是胡兰成评张成功的原因。夏志清对人文主义的人性论的坚持，使他走近了张爱玲，从而成为“创立张学阐释体系的第一人，成为张学的奠基者”。[3]119论到刘锋杰这种从人的关怀的角度来进行文学批评的方法与原则的形成，是与他长期的文论教学与研究以及文学批评实践分不开的。而这一长期过程中，三个“贝阿德丽采”的牵引是不可忽视的。周作人引导他树立人的文学的观念，梁实秋引导他思考文学的人性本质，李健吾给他树立了一个从人的角度来进行文学批评的模范，对作家怀抱理解与同情，对作品以是否反映人性为考察尺度。仅从《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来看，对这三个人的研究已占了他整个研究的半壁江山。《想象张爱玲》一书中也难以擦除这三个人对他考察张爱玲和以往的张爱玲的批评者们的影响。例如，从人的文学的观念出发，确立文学是人性的表现，这要求批评家面对批评对象时，应如李健吾所说：“一个批评家，第一先得接受一切人性的存在，接受一切性灵活动的可能，所有人类最可贵的自由，然后才有完成一个批评家的使命的机会。”[4]50以李健吾为参照，刘锋杰认为胡兰成的成功，是他同情而且尊重批评对象的创作意图，而傅雷之所以误读了张爱玲的创作个性与文学转型的意义，是他不能怀抱同情与理解，从而不能坚持多元主义批评观。唐文标以充满偏见的道德批评来对待张爱玲，当然达不到审美的高度。
     总之，一篇批评的文字，如果能够将文学作品还原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的时候，那么它所指涉的批评对象就具有了最简单的也是最动人的文学力量，因为文学是简单的，文学批评也必然是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