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真话”的季羡林

作者:   发布时间:2009-09-22 00:00:00  浏览次数:

“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

“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总是大大超过谎话。”

关于真话假话,季老对于自己有一番中肯评价。在一个不能讲真话的时代,他敢于讲出真话;在一个假话更受欢迎的时代,他仍坚持讲真话。

具有这样秉正直言的性格和勇气,是因为他做出了大学问,还是因为他经历过大磨难?在季羡林的人生回忆中,他进过牛棚,曾经行走在“自绝于人民”的边缘上;他坐过“喷气式飞机”,却以之为一种锻炼方式,主动加以练习;即使在耄耋之年,他仍保持谦逊谨慎,力辞“国学大师”、“国宝”等桂冠……一位真学者的人生轨迹,透过点点滴滴诚挚的言辞,折射出一代大师的风范。

胡适曾说过:“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这句话,季老访台拜谒胡适陵墓时,才听友人说起,其时,他已八十八岁。

而季老对于胡适,也有着一番实事求是的评价:“胡适是个有深远影响的大人物,他是推动中国‘文艺复兴’的中流砥柱,尽管崇美,他还是一个爱国者,多少年来泼到他身上的污泥水必须清洗掉。”对于胡适的治学方法,季老也颇欣赏,“多少年来,我就认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十个字是胡适对思想和治学方法最大最重要的贡献。无论是人文社会家,还是自然科学家,真想做学问,都离不开这十个字。在这里,关键是‘大胆’和‘小心’。研究任何一个问题,必先有假设,否则就是抄袭旧论,拾人牙慧。这样学问永远不会有进步。要想创新,必有假设,而假设则是越大胆越好。……”(《还胡适以本来面目》)

大凡英雄之间,总是惺惺相惜的。由治学方法,多可推断学者的性格特征,甚至及于人格、品第,亦可借之一别高下。虽然学术问题并不属于道德范畴,然而借用道德概念来阐释,丝毫也不为过。季老就曾当了一回“始作俑者”,提出一个“学术良心”的概念:“学术涵盖面极大……人类社会不能无学术,无学术,则人类社会就不能前进,人类福利就不能提高。……大家常说,学术是老老实实的东西,不能掺半点假。通过个人努力或者集体努力,老老实实地做学问,得出的结果必须是实事求是的。这样做,就算是有学术良心。剽窃别人的成果,或者为了沽名钓誉创造新学说或新学派而篡改研究真相,伪造研究数据,这是地地道道的学术骗子。”(《我的学术总结・学术良心或学术道德》)晚年的季老对于“良心”二字格外看重,他非常坦诚地说:“人过了八十,金钱富贵等同浮云,要多为下一代操心,少考虑个人名利,……等到非走不行的时候,就顺其自然,坦然离去,无愧于个人良心,则吾愿足矣。”(《老年谈老》)

无论对于学术文章,还是对于性情散文,季老都一以贯之地坚持“真话”路线。“我在这里先郑重声明:我决不说半句谎言,决不添油加醋。我的经历是什么样子,我就写成什么样子。增之一分则太多,减之一分则太少。……谎言取宠是一个品质问题,非我所能为,亦非我所愿为。……尽管我不一定写出什么好文章,但是这文章是用血和泪换来的,我写的不是小说。”(《牛棚杂忆・缘起》)

季老对于文章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四个字,在《留德十年》的“楔子”中,他特别强调“写自传不是搞文学创作”,并宣称“我写自传,只写事实”。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季老甚至坚定地“不改少作”。他在《活思想》一文中写道:“我在结集少作时有一条原则:决不任意改动。我觉得那样做,是欺骗自己,蒙蔽读者。如言之过甚,可以把删改少作的做法归入假冒伪劣之列。”

由“实事求是”以及“说真话”的态度,季老亦是一个坚定的环保主义者。他提出“没有新意,就不要写文章”的观点,因为“到了今天,我们被动写文章的例子并不少见。我们写的废话,说的谎话,吹的大话,这是到处可见的。我觉得,有好多文章是大可以不必写的,有好些书是大可以不必印的。如果少印刷这样的文章,出版这样的书,则必然能够少砍伐些森林,少制造一些纸张,对保护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会有很大的好处的,对人类生存的前途也会减少危害的。”(《我的学术总结・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这对于一切以产量和数字来衡量的考核体系,不啻是一声醍醐灌顶的棒喝。

在最后,重复一下季老的主张――“我只有一个信念、一个主旨、一点精神,那就是:写文章必须说真话,不说假话。”以此警醒这时代泛滥的文字,并作为对季老的真实怀念。

 

(安徽教育出版社  王骏)